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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華:改革的道德價值

更新時間: 2019-04-16 09:43:21 點擊:

  觀點提示:改革開放已走過千山萬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我們的使命更光榮、任務更艱巨、挑戰更嚴峻、工作更偉大,因而更需要對改革的道德價值的認同。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強調:“改革開放鑄就的偉大改革開放精神,極大豐富了民族精神內涵,成為當代中國人民最鮮明的精神標識。”這充分表明,改革開放給當代中國的精神解放和精神鑄造之意義是偉大而深遠的,其中必然蘊含了道德革新和倫理轉型的重大意義。

  然而,在改革與道德的關系上,理論界一直存在“無關論”與“代價論”的糾結甚至混亂,有意或無意地淡化或否定改革開放的道德價值(道義性),對此必須要有明確的倫理立場及理論回應,才能真正使改革開放精神這一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結晶和當代中國人民的精神標識,成為改革開放再出發的強大精神動力。

  改革需要正確的道德價值導向

  改革就其實質而言,是社會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而不是社會制度的“革命”或重新選擇,是在既定社會制度不變的前提下體制、機制與政策的創新,并通過這種創新以求實現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協調發展。中國40多年的改革更是其制度的自我更新,其目的是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在此基礎上推進政治體制及其他方面的改革,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歷史要求。

  利益是道德的基礎,更是社會倫理關系本質的集中體現,道德與利益不可分,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改革作為一種調整社會利益關系的手段或方式,并非原本或可以做到“價值中立”的,并非道德“價值無涉”,相反,改革的目標與過程、手段與結果,都體現了特定的價值追求。換言之,改革本身就是一種價值選擇的行為,從而體現善與惡的性質。正因為如此,我們黨才有“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的政治站位與道德判斷力。偏離正確道德價值導向的改革,不但會使改革本身淪為基于個人利益或行業本位、單位本位的“亂來”,而且會從根本上動搖社會主義社會和諧利益關系的根基。

  中國的改革是從經濟改革起步的,而在經濟改革過程中,深受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的影響。新自由主義強調對市場的自由放任與政策、絕對私有化等觀點,在經濟學中一直占主導地位并被世界各國所推崇,無論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私有化浪潮、俄羅斯的“休克療法”,還是拉美國家以“華盛頓共識”為基礎的經濟改革,遵循的都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主張。新自由主義在反對國家干預的同時,也反對道德的“介入”,認為市場就是一切、自私利己就是動力、效率就是最大價值。這種基于新自由主義的“道德無關論”或“道德有害論”,給改革過程的社會道德生活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社會主義改革所堅持的正確道德價值導向就是以人民為中心,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改革開放的初心和使命。我們的改革必須以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作為評價改革是否成功的道德標準。這就需要在未來的改革中,更加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尊重人民群眾在實踐活動中所表達的意愿、所創造的經驗、所擁有的權利、所發揮的作用,充分激發蘊藏在人民群眾中的創造偉力,更加著力解決人民群眾所需所急所盼,讓人民共享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方面發展成果,有更多、更直接、更實在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不宜夸大改革的道德代價

  正確認識改革的道德價值,還涉及“代價論”問題。所謂“代價論”,就是認為雖然改革開放是正確的,并且取得了令世界驚訝的奇跡,但也付出了慘重的道德代價,并且這種代價是無法彌補的。代價論又有“必要代價論”與“無必要代價論”之分。前者認為實行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付出一定的道德代價是必須的、值得的、必要的;后者認為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了,但道德卻退步了,出現了嚴重滑坡,這不值得也沒有必要。道德代價論特別是“無必要代價論”成為了淡化甚至反對改革開放的重要借口或理由,因為在一個具有深厚德治主義文化傳統的國度,道德具有某種天然的絕對性和至上性。

  這里實際上涉及兩個問題:一是改革是否真的付出了道德代價;二是如果真是付出了道德代價是否值得。前者關涉社會歷史發展與道德進步的關系,后者關涉如何看待市場經濟的道德負效應。關于社會歷史發展與道德進步的關系,歷來存在歷史主義與倫理主義兩種不同的立場和方法。倫理主義以抽象的人性論為基礎,認為存在一種可以超越歷史的絕對善,由此才可以把對人的價值的確認、人的尊嚴提到一個絕對重要的地位,同時也試圖為動蕩不安的世界提供一個永恒不變的道德價值標準。如果基于這種倫理主義的立場,認為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導致了道德退步或付出了道德代價,就是理所當然。當年盧梭就批判過科學技術帶來的道德退步,他認為,科技進步導致了私有制產生,私有制使人類天然的善良本性趨于了敗壞,包括聚財的狂熱使所有人產生了損害他人的念頭。

  我們所要秉持的是歷史唯物主義立場。歷史唯物主義認為,道德作為一種思想意識存在,是社會關系的反映,是由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所決定的,沒有脫離社會歷史的抽象不變的人性和倫理主義,也沒有永恒不變的善惡觀念,道德的發展與歷史的發展基本上是同步的,即便出現所謂的歷史與道德的“二律背反”,也只能從歷史進程中去尋找答案,不存在“必要之惡”。誠如恩格斯所說,“我們拒絕想把任何道德教條當做永恒的、終極的、從此不變的倫理規律強加給我們的一切無理要求,這種要求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凌駕于歷史和民族之上的不變的原則”。

  從這種歷史主義立場看,是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道德進步。道德進步不但有質的標準,也有量的標準。其質的標準主要是看這個社會在倡導和實施的道德原則是什么樣的,雖然我們社會中有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如腐敗、不講信用等,但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堅持的是集體主義原則和社會主義道德規范體系。道德進步量的標準就是我們所倡導的道德實施程度和我們的信仰程度,目前大多數人還是堅信我們所倡導的社會主義道德。由此看來,我們的道德并沒有退步,而是進步了。

  一般說來,當新舊經濟關系更替之時,新的社會道德必將取代舊道德

  而居于主導地位。在人類道德史上,一切道德上的興衰起伏、進退消長,從根本上說總是導源于社會經濟關系的變革。改革開放以來確實出現了諸多道德負效應,需要我們正確認識。一是負效應的可能與必然。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所帶來的道德負效應和我們的道德只存在可能性關系,不存在必然性關系,道德問題不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而是一些可能性的結果。二是道德負效應的內生與外生。市場經濟帶來的道德負效應不完全是內生的,是由于市場經濟環境或體制不健全而外在產生的,如貪圖享樂等風氣是封建殘余所遺留下來的,而不是市場經濟帶來的。三是道德負效應的現在與隱在。市場經濟帶來的道德負效應更多的是一種隱性存在,沒有現在我們所估量的那么危險,很多東西可能還是一種隱在的狀態,這就需要我們提高防范道德風險的能力。

  在改革開放再出發中彰顯道德價值

  改革開放鑄就偉大改革開放精神,同樣也彰顯改革的道德價值,這些道德價值是全方位的,如革故鼎新的超越價值、敢為人先的創新價值、腳踏實地的務實價值、直面難題的擔當價值,等等。改革開放再出發意味著改革廣度的再拓展、改革深度的再挖掘、改革難度的再增加,同時也意味著更加需要彰顯改革的道德價值。

  道德的功能更加需要由協調轉向進取。道德不但有協調性功能,也有進取性功能,由單一的協調性道德轉向以進取性道德為主是改革再出發的現實需要。在自然經濟條件下,道德關系主要是兩條線型:一條是縱向型,以忠孝來調節君臣父子的關系,尊卑貴賤;另一條是橫向型,以仁、義、禮、智、信等規范來調節同輩、同僚、同族、親友等的關系。所以,在中國傳統社會就產生出大量的“三從四德”“三綱五常”等協調性的道德規范。相反,在改革開放、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人的等級觀念和人身依附關系被解構,我們更多地追求自由、平等、自尊、自愛,不但要做好人,還要做能人,所倡導的道德是熱情、勇敢、勤奮、樂觀、堅定、自信、自尊自愛、自由平等這類進取性的。在此基礎上,道德的功能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不再簡單被動地去協調利益矛盾,而是激勵人和個體,包括每一個社會組織自身的發展,由此就構成了新時代的道德精神。

  道德的評價更加需要由動機轉向效果。盡管在道德評價上動機論和效果論都有其理論思維的缺陷,但效果論無論如何都比動機論要客觀,因為人的動機是無法直觀的,并且動機和行為之間有很大的差異。在動機和效果不統一的情況下,進行道德評價應該以效果為主。以效果來分析效果而不是以動機來分析效果,這是人對自己的認識負責,更是對社會歷史負責,因為人們的認識能認識到的就是效果,內心是直觀不到的。過去我們的道德評價依據側重動機,主要看態度,態度問題是根本問題,導致無過必是功,進而導致了無功便是德,培植了大量通過講假話、寫假日記來證明自己態度好的人。在今天,少空談、拒假話,滅虛勢、講效率,重實效、看結果,應該成為一種全新的道德風尚。

  道德的選擇更加需要由社會設定轉向個人自主。自由是道德的前提,沒有自由選擇也就無所謂道德,這是道德哲學最基本的設定。在自然經濟條件下,人與人之間、人與共同體之間都是依賴性關系,人的第一社會角色都是社會所設定的,這樣就限制了人們進行真正道德選擇的自由,所以服從就是最高的道德。而在現代市場經濟社會和民主法治社會,人們會遵從自我意識,自由意志不再被社會規范完全包容或宰制,而是個人自主來選擇自己的行為,自己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所以自主意識、責任意識成為現代倫理精神的基本要素。

  道德人格塑造更加注重從君子型轉向強者型。中國傳統社會歷來都是信奉君子型人格,如忠臣、孝子、節婦、義友等。君子型道德人格的最大特點是守成、遵規、克己。相反,改革開放型社會是一個強者型的社會,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最大特點就是為強者準備了一份豐厚的禮品。強者型人格代表的是披荊斬棘、掃除障礙、殺出血路的人格。這表明,在我國發展的道路上雖然阻力很大,改革開放每推進、深化一步都相當艱難,這就需要具有一種披荊斬棘的精神,即掃除障礙、殺出血路的革命精神。改革是要以自我革命推動社會革命,既要通過自我革命以革除自身肌體的“病毒”,也要通過社會革命以革除社會弊端。這樣的改革才能真正觸及問題的本質,才能真正既改造主觀世界,也改造客觀世界。這是一種“殺出一條血路”的強者精神,在中國強起來的過程中彌足珍貴。

  改革開放是我們黨的一次偉大覺醒,正是這個偉大覺醒孕育了我們黨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創造;改革開放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一次偉大革命,正是這個偉大革命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飛躍。改革開放已走過千山萬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我們的使命更光榮、任務更艱巨、挑戰更嚴峻、工作更偉大,因而更需要對改革的道德價值的認同。(來源: 中國教育報

  作者: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倫理學會執行會長、浙江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李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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